整个中世纪，大多数欧洲人都住在农村，他们自给自足，生产出的谷物、蔬菜、肉类、禽蛋、羊毛等农作物就是欧洲的经济命脉。

  各地的农村也具有不一样的生态环境：英国、法国北部和日耳曼诸国气候多雨、土壤肥沃，而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则土地较疏松、气候也更干燥一些。

  每个地区都有适宜耕种的平原和放牧的山地，南区地中海沿岸的人种植葡萄和橄榄，酒是主要“饮料”，橄榄油是主要用油。

  面向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地区主要是谷物和畜牧业，那里的人主要喝啤酒，用黄油而不是液体的油。

  这些区别自古就有，在整个中世纪、甚至直到今天，也一直存在。在欧洲所有地区，只要农民开始增产增收，经济就开始增长。

  彼时，欧洲特别是北欧，正处在一系列小的变化发展之中，聚集起来，就有非常大的效果。

  譬如，有的耕地扩张只是小范围，村民砍掉一小片树林、或者填上湿地，便可多添一两亩耕地，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有的扩张来自贵族们的殖民行为，他们把整个村庄“移植”到未开垦的土地上，同时给他们一些优厚的补偿，推动经济产业。

  但不论大刀阔斧的行动还是小规模的行为，欧洲的耕地面积得到增加，社会得以进步。

  农民不仅增加了耕地面积，还提高了种植效率，其方法就是“在耕地”与“休耕地”轮流使用。

  中世纪的欧洲基本上肥料稀缺，因此保持土壤肥性的最佳方法就是把它空着不耕作。早先的轮耕制度只用两块地：农民耕种其中的一块，把另一块留空。

  自8世纪始，更有效率的三块地轮耕制就出现了，并渐渐普及。三块轮耕地以三年为一个循环单元：一块春天种植、秋天收成，一块秋天种植、次年初夏收成，一块留空。

  因此，任何时间里都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处在耕种状态，相比先前只用一半土地的轮耕方式，无疑进步许多。

  但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可以实行三地轮耕制，有些地方的土地肥度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形式，还有的地方夏天太热，不能实行春耕。

  是故，其余具备自然条件的农村，便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实行利用四块地、甚至五块地的更复杂的轮耕制度。

  另外，马车上开始使用轮轴；其他金属工具也慢慢变得多；但最重要的一项新型工具，则是一种新的犁。

  古罗马的“刮犁”适合在南欧地区干燥且疏松的土地上耕作，但到了土地厚实的北方就不行了。新型的轮犁则具有三方面的优势：

  ▶3：尖端装有非常耐用的金属刀片。这种犁由一群耕牛或耕马来拉。另一项重要的革新是水磨的使用，后来还发明了风车用于研磨谷物。

  风力和水力代替了人类肌肉的力量，使得原先不得不和研磨这项重活打交道的妇女们可以腾出手来做别的事情。

  风车对抽干湿地也有很大作用，这两个发明后来都被开发成工业用具，比如用来带动加工布料的纺锤。

  农业革命促进了粮食的产量，从而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也提高了生活水平，更鼓励了生产分工的细化和贸易的发展。但在我看来，这些现象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1比4，这个比例在今天看来几乎低得不可想象，但对中世纪的农民来说，这就是奇迹。

  1000至1300年间，有些村庄、有的地区有时仍然会出现食物短缺的情况，但是大范围的饥荒没有出现过。

  相反，人们比以前能够吃上更多的富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豌豆和大豆（都是三块地轮耕制的作物）、奶酪和鸡蛋，还有鱼和肉。

  猪肉慢慢的变多地出现在农民的餐桌上，从伊比利亚引进的兔肉，也在加洛林王朝晚期进入法国，于12世纪进入英国。

  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女性长，但到了中世纪中期，女性的寿命开始超过男性，为何？

  由于中世纪中期的饮食里铁的成分比以前多了不少，有效地改善了女性的贫血状况，因此也提高了女性的寿命。

  每个人都比以前活得更久，但新的饮食结构给女性带来的好处令人惊叹，这一结果一直持续到现在。例如美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9岁，而男性只有74岁。

  有时候，修道院发明出什么新的技术，就会传给农民；有时候，领主会鼓励大家清理土地或者使用新的耕种技术。

  但大多数新技术都来自劳动者，农民们试验着新的工具和新的方法，有效的就继续使用，无效的就被抛弃。

  因此，生产率的增长植根于农业社会，也就是大多数中世纪人生活的地方。欧洲，特别是北欧的农业社会主要分为三种形态：

  1：村庄，由一群农民组成；2：采邑，由地主和佃农共同组成；3：教区，由牧师和教区居民组成（如下图所示）。

  在这幅村落布局图中，村庄、采邑和教区有相同的边界。每块地上黑色的条地显示出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以及土地是如何分布在整个村庄各处。

  随着农民把慢慢的变多将“地”改造成耕地或用来放牧，村庄周围广阔的林地会在中世纪中期渐渐萎缩。

  当然，大多数农民一般来说，既是村民，又是佃农，同时也是某一个教区的居民。这三种形态各有各的功能：

  村庄、采邑和教区的组成者通常会不一样，因为三者的边界虽有可能重合，但通常是不重合的。有的采邑包括两三个村庄，有的教区也差不多这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个不同村庄的村民会共享一个法庭和一个教区教堂。

  但有时，一个采邑或教区只包括一个村庄的一部分，那么同一个村庄的人就会对不同的领主欠下地租、对不同的教堂欠下什一税。

  对一个农民来说，村庄管着农业生产，采邑意味着当地的精英们享有哪些权力，教区则提供宗教的慰藉并规定了宗教义务。

  由于情况较为杂，我们无法用研究典型美国农场的方法，来研究“典型”的中世纪农场。

  如今在欧洲的农村地区，仍然可以看到中世纪村庄遗留下来的痕迹：房屋紧密地排在一起，周围则是大块田地，还有一块绿地、一口公用的井或是一个鱼塘。

  这样的村子有时被称为“原子村庄”，因为农田围着房屋，就好像原子的内部结构一样。

  9世纪至12世纪之间，这样的村子不是新生事物，但是越来越普遍，渐渐取代了许多中世纪早期农民居住过的更分散、更不安定的居所。

  有时候，一个已经有一小群农户的地方会吸引新的定居者；有时候领主打算开辟一块新的土地，并事先规划好；有时候教堂或城堡会成为一个村子的“锚点”，使得整个村子都在它的荫庇下。

  在土地贫瘠的地方，或者在连绵不断的山区，农民家庭一直居住在分离的农场或小村子里，但在法国北部的低地、英国和日耳曼诸国等土地肥沃的地方，村庄渐渐成为最常见的农业社会形态。

  因为其中每一块“条地”都不用篱笆围起来，而用石界或其他低矮的标记作为分界。每块条地约有220码长，形状较窄（可能只有几十码宽）。

  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拥有几块条地，这几块条地分散在各处；他们在上面种植用于自给、贩卖或付租的粮食。

  每个家庭成员的各种劳作：耕地、下种、除草、收获，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他们不管做什么，都必须与其他佃农配合。

  犁具和耕牛都很贵，通常为几个家庭所公有。另外，因为所有的条地都必须种植同样的作物，不同的家庭必须商量好哪块地要秋种、哪块地要春耕、哪块地留空。

  这种合作关系可能有习俗、惯例作为指导，当有新问题出现时，便会在村庄会议上解决，或者由几个家庭的家长出面达成协议。

  农民们如果出现条地边界和耕种权方面的纷争，他们会迫于强大的实际压力，而试图和平解决问题，并尽量不惊动采邑里的官员们。

  由于当地地形和土壤肥度等原因，每块敞地的形状、轮廓和耕种方式都有所不同。

  敞地制度对北欧的农业经济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村庄里除了村民的小屋和周围的田地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农民们通常在屋子周围留有小园子，可以种蔬菜、果树，也可以养些家禽。他们也会在村子里的草地上放放牛羊，或者在附近的草地里打些干草以备过冬。

  除了用作劳力的耕牛和马以外，大多数农民还养些绵羊或者奶牛，用来做奶酪、挤牛奶、制皮或者剪羊毛。正如：佛兰德斯和北英格兰，开始大规模养羊，连谷物都很少种了。

  通常还有一条小溪或一个小池塘用来供水、养鱼，有可能还会有一个水磨用来研磨谷物。有的村子甚至会有公用的炉子和榨汁机。

  几乎所有的村子都有几个工匠和商人，一边干农活，一边从事其他职业。有的人是车轮匠、铁匠和木匠，他们可以维修房屋、修理工具；有的则是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可以加工、出售食物和饮料。

  许多“工业副业”都是男人的职业，但酿酒只有女性能做。在中世纪的英国，表示属性的“brewer”（［男性］酿酒师）一词被“brewster”（女性酿酒师）代替。

  因为所有干这行的人都是女性。许多村子另外还容纳着另一种劳动者：仅有少量或没有土地、只能依靠被人雇佣，干些无需技能的活计才能生活的人。

  村庄里有田地、树林、溪流、磨坊、工匠、供应食物的人和雇佣工，确实是一个包含多种驱动因素的复杂的经济机器。

  但在经济上，村庄通常不能自足。12世纪，商业复苏风起云涌之时，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

  那时候的农民，经常把剩余的粮食带到附近的市场或城镇里卖掉，换来的钱可以拿来购买他们自己生产不出来的东西（比如盐），或者不愿意生产的东西（比如布匹和瓦罐）。

  随着城镇的增长和贸易的发展，农村经济渐渐地融入一个地区的贸易网络之中，一些有商业头脑的农民甚至靠销售粮食和羊毛致富。

  一个采邑的领主从农民的劳动中获益，同时对他们享有权威。“采邑制”，早在8世纪西法兰克的部分地区就已成形。

  后来，类似的采邑就慢慢的变多地出现在北欧的农村地区。这一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而且没有完成。

  11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亚平宁半岛、北部的日耳曼地区，以及法国南部还几乎见不到采邑制，但是在法国北部、后来在英国却很牢固地建立起来。

  采邑的主人可能是国王或王后，也可能是高贵的贵族，或者是主教和修道院，甚至有可能只是个骑士和他的夫人而已。

  对这些享有特权的阶层来说，采邑制是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既可以从土地上获利，又可以免去劳动之苦。

  享有特权的修士修女可能会用共同的责任，以及中世纪社会的“三位”说来为采邑制正名：正是通过采邑制，“劳动的人”才能够支撑起“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

  中世纪中期的大多数采邑里，农民可能是自由农，也可能是农奴。自由农只欠地租，可以用现金或货品来偿还，此外就不再欠什么东西。

  农奴也欠地租，也可以用现金或货品来偿还，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每周有几天（通常三天）为领主无条件效力，做任何领主要他们做的事情（如下图所示）。

  农奴通常一辈子都被拴在土地上，不允许离开他们出生的采邑。到了11世纪，农奴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先前的奴隶和自由农都加入到这行列。

  对奴隶来说，成为农奴是一种进步；对奴隶主来说也是好事，因为这样他们就免去了提供食宿的义务。对自由农来说，如果在战乱时期成为农奴，倒也不是坏事；当维京人和其他武装侵略者袭来之时，顺从庄园制度就可以获得领主的保护。

  通常，领地占到整个采邑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它也以条地的形式被分散在敞地的各个地方。领地由奴隶（如果他们还是奴隶的话）、付薪的劳动者、特别是农奴来耕种。

  付租的形式可以是现金、货品（有时候是收成的一部分，或者一定数量的鸡蛋、母鸡或者其他商品），也可以是劳动。自由农只用现金和货物付租，农奴则还要付出劳动。

  使用费通常会很高，因此有的农民不得不找别处放养家禽家畜，或者使用手推磨。如果不幸被抓，那就不得不使用领主提供的设备，当然还得付钱。

  这些费用里，有的是所有佃农都要付的，但有一些只有农奴需要支付。比如说，当土地传承给下一代时、或年轻女性结婚的时候征收的费用。

  采邑内的法庭起到解决纠纷、惩罚违法行为和强行执行的功能。当然，几乎所有业务都得付费。采邑内的司法机构和中世纪的其他司法机构一样，都是很赚钱的。

  有的领主或贵妇只拥有一块采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们通常就住在领主的房子或者城堡里。

  但有的领主，特别是“集体领主”，比如修道院常常要好几块采邑才能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执行官”或“督事”来监管采邑法庭、监督领地的耕种情况、征收赋税和地租。

  不管是在领主房子的阴影之下，还是在执行官的监督之下，中世纪农民都处在一种设计得很聪明的制度之下劳作，无论怎样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剥削。

  不过，剥削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领主或贵妇不能从佃农手中要求比以前更多的东西。

  诚然，有些领主无视这一规矩，没有止境地利用他们的农奴。但更多的领主不得不收回新花招，安分地守着规矩。

  毕竟农奴不是财产，一般来说，不会被人从自己的土地和家庭里卖掉。而且在交完各种费用之后，剩下来的粮食就是他们自己所有。

  9世纪、10世纪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教区，也就是一个由当地教堂和牧师完成宗教事务的地区。

  有的教区是由致力于扩展农村宗教事务、发展农村宗教社区的主教们建立起来的；有的则是由修道院先建起教堂，再发展为一个教区；更多的则是从原来的家族教堂发展而来。

  所谓家族教堂，就是由当地贵族建造起来的教堂，贵族的子嗣们已经有权聘用牧师处理宗教事务。

  因为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神学院，教区牧师虽然通常能够读写，但其实并未受过很好的教育。牧师的生活通常由“圣职躬耕田”、“什一税”和“贡物”或“贡金”来保障。

  教会属地是一块归牧师使用的土地；什一税指教区居民必须奉献出总收成的十分之一来支持教会；贡金指的是付给牧师主持婚礼或葬礼的钱。

  在11世纪的教会改革之前，牧师没有要求必须单身。因此许多牧师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看起来和农民也差不多。

  但是，即便牧师可以结婚，他们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拥有天主教主持圣礼的权力。他们在主持弥撒、婚礼或葬礼的时候，就把上帝和教会的荣光带给了普通百姓。

  教区教堂如有可能，就用石料建成，因此教区教堂是农村地区最大、最牢固的建筑，只有城堡和修道院可以与之媲美。

  许多教堂内部都饰有宗教题材的油画和塑像，这些艺术品提供了针对不识字人群的宗教指导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

  很少有教堂拥有长椅，礼拜者在仪式期间只能站着或者蹲着，而且男性和女性分在两边。教堂虽是为神圣的目的设计建造，但也是当地群众的集会地。

  会议在教堂的大厅里召开，谷子堆在教堂最干燥的角落，集市在教堂前的院子里举行。每逢节日，教堂及其院子都会有人跳舞饮酒，而主教再怎么反对也没有用。

  简单地说，教区教堂和主管它们的牧师一样，都成为农村里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还因为其宗教功能而显得与众不同。

  基督教历的几个节日也融入了农村里的生活。这些节日包括圣诞节、复活节和许多并不太重要的“神圣的日子”。

  这些日子都是虔诚的节日，但同时也为辛勤劳作的人民，提供了可以纵情休息的机会。

  综上所述，中世纪欧洲的农业制度，仿佛一把双刃剑，促进社会农业产能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容易滋生民生矛盾。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欧洲农业的改革制度，帮助大多农民解决食不果腹的困境，并提供能接触文化的平台，这在某一些程度上，利于社会文明持续发展。

  从社会阶层、城市发展等多方面剖析方面出发，中世纪农业制度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农业制度既创造了经济繁荣，但也难以避免贫富差距的增大。

  宏观而言，中世纪欧洲农业制度对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但之所以能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浓彩的勾勒，自然具备一定参考价值。

  如今，农业生产作为民众赖以生存的柴米油盐，惟有持续加强技术发展，促进粮食生产提高，解放繁重体力劳动群众的双手，迈入农业科学技术时代，方可推动宏观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