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它涉及到诸多方面，能够说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在中国历史上，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都常常被奉为国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但好像这些古都之中，南京确实是一个有些“奇怪”的地方，树立在这里的政权，好像总是十分短命，建立在这里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等等都在历史上十分匆匆而过，即使是近代时期的民国政府，也摆脱不了这个宿命。

  1912年，清末帝溥仪正式退位，封建王朝的历史正式完结。但是，此时除了中国的未来如何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新的首都应该设立在哪里？

  1912年第一次建都之乱。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迎来了新的局面。此时的孙中山等人主张建都于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们都以为这里有着诸多优势，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政治还尚未明晰，金陵是极其可靠的地方。

  对于孙中山等人主张建都金陵的主张，章太炎在1912年初致信南京参议会，列述金陵建都的五害。他主张建都北京，若迁都金陵，广大的北方失去了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和统治力，政府“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尤其是北京作为旧有王朝的首都，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果就此迁都，原本的积累也将化为乌有，这是一害。文化的影响力不及，“是将北民化为蒙古”，是二害。若袁氏被迫南迁，日俄会乘机侵及东北，中原失重，国体将土崩瓦解，是三害。政府南来，蒙古诸王相拥戴，使南北分裂，是四害。若政府和使馆南迁，耗资极大，民穷财尽，是五害。此述五害，切中要点，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并未对此在意，依然选择了南京作为首都。

  但作为后来者所看，章太炎所述均为实际，后来蒙古分裂、日本入侵东北，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束手无策。

  1927年5月张其昀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中国国都之问题》，他在文中提到北京官吏腐败，积重难返，人文与物力都不及南京，加上风沙肆虐的环境，和缺乏海道的坏因，不宜为首都。南京高山、深水、平原并有，有国际交通的便利，人文优势巨大，最适宜建都。此说带有很大的不合适性，官员、文化等北京与南京状况实则不相上下，人心叵测。此后的20年间，张其昀发表数篇论文，为建都南京进行作证。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主力与以冯玉祥为首的东征主力在徐州会师时，冯玉祥首先向蒋介石、吴稚晖等人提出了国民政府应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意见。

  当时的元老吴稚晖站出来讲话：“南京建为首都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葬在南京。……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而北方则以阎锡山等人为首，觉得应建都于北京，此时的这些政客背后都有着极大的政治立场，建都北京、南京更多的是一种力量的比拼，以及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最后，政府内部一锤定音，对于建都的问题，也不允许再做讨论，最终决定建都于南京。在长期的军阀会战之后，南京又一次被政府所认可。但未来的走向如何，在当时看来一切都未可知。

  此后的建都之争，依然在接着来进行着，在抗战快结束之时，对于建都为何的问题又一次受到了关注。

  抗战时期的，南京的国民政府因为战场的失利被迫迁往了重庆，而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各界逐渐开始热议战后还都还是迁都。

  1942年钱穆撰写了《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从历史依据、逻辑分析、未来展望等不同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很好的方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

  在文章之中，他提到“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市。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敌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

  西北地区有着诸多的文化渊源，如果仅仅考虑到东部地方的问题，难免会忽视一些较为现实的问题。中国自为一体，不可轻易分割，新疆、西藏等地，这是中国宝贵的国土，就像之前的讨论一样，仅仅关注到什么总统意愿、政局，但却忽视了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治理，如何能够将这些区域进行相对有效管理，国都的设置至关重要，这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对于自己迁都西北的想法，钱穆认为上述文章并不能表达清楚，在他的新文章之中提到：“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不要暴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

  当时的钱穆极力主张迁都西安，但未被国民政府所采纳，南京固然有其优势所在，但难免也会有诸多隐患遗留。

  当时在毛主席的心中也选定了几个城市，包括西安、开封、洛阳、北京、南京、哈尔滨等等。

  王稼祥认为，西安太过于偏僻，而且当时的西北也是非常地贫穷落后，不太适合；洛阳、开封都在河南，尽管在中国历史上都做过首都，但若选择这两个城市，无疑是头顶上顶了个“水盆子”，而且在近代也是残破不堪，经济也比较落后。河南地区虽然地处中原，但在近代时期的没落，也使得其并不具备建立国都的条件。

  关于建都南京的问题，很多人表示这是当时的根基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着一些旧有的模式，但是人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在北方地区，而且为了表示与旧政权区分开来，很多人并不乐意去南京。而且当时的南京地处南方，距离港澳较近，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很容易引发诸多隐患。

  当时的北京，相较来说保存比较完善，具有政府办公的条件，这对于新政权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北京地区还有一定的治理基础，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加上当时的东北、华北地区均已经解放，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选择北京将会有一定的优势。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北京靠近于苏联，在力量协作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钱穆先生认为建都不应屈居于江南，这是有着一定的远见的，但是他选择建都西安，虽然有其缜密之考虑，但却忽视了西安的弱势，就是水资源以及环境的干燥，而且当时的关中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如果建都于这里，起步发展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等待的过程是新中国等不起的。

  北京确实在地理位置上有其优势。400多年前，永乐皇帝力排众议，选择将明王朝的国都迁到北京，或许其中就有诸多利害的考量。只是不知道，如果当时的明王朝，继续选择留在南京，会不会也会受到“短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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