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甘民初186号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21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终191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24日）

  1998年4月28日，兰州某商贸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公司）建立，厉某以兰州公司股东之一地基公司派遣股东代表身份在兰州公司担任副董事长。1999年6月10日，武威某商贸公司（以下简称武威公司）建立，法定代表人为厉某，注册资本500万元。武威公司工商档案显现：武威公司股东（建议人）为厉某、余某某，其间厉某出资额400万元占出资份额80%，余某某出资100万元占出资份额20%；厉某担任实行董事，余某某担任监事；公司章程上有厉某签字、余某某签字字样。

  1999年6月2日，某某实业公司与武威公司签定《关于联合开发某某商贸城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好某某商贸城由两边联合开发。1999年6月3日，省建总公司与兰州公司签定《告贷合同》，约好兰州公司向省建总公司融资告贷1000万元。省建总公司依照兰州公司托付别离于1999年6月4日、7月2日向省建九公司转账200万元、300万元，于1999年7月15日、8月11日向兰州公司转账200万元、300万元，收据用处载明为告贷。1999年7月29日、8月13日兰州公司向武威公司开户行账户转账200万元和300万元，其间300万元的银行汇票托付书显现汇款用处为“出资款”。

  1999年11月22日，省建总公司、兰州公司、武威公司签定《债款转让协议书》，约好经债款人省建总公司、债款人兰州公司及债款承受人武威公司三方洽谈，赞同债款搬运，兰州公司将借省建总公司1000万元的债款，搬运至武威公司。2001年8月20日，省建总公司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述武威公司请求其付出欠款，两边当事人在该案中达到调停协议。后省建总公司因与案外人告贷合同纠纷被诉至兰州中院，因省建总公司等未实行收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责任，案外人请求强制实行，查封了省建总公司现已获得武威公司房产，2005年5月21日，武威公司向实行法院请求以拍卖价购买该房产，并将购房款汇入兰州中院账户。2000年3月13日，厉某未经余某某自己赞同，假造其签名与朱某1签名的《股份转让协议》，将余某某名下20%股权无偿转让给朱某1。2011年4月26日，朱某1又将其名下20%股权无偿转让给赵某某。2012年8月6日，厉某、赵某某与董某1、朱某2、董某2签定股权转让协议，将武威公司悉数股权转让给后三者，董某1、朱某2、董某2依照协议付出了股权转让款。

  2012年3月28日，余某某向武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请求吊销2000年3月13日将余某某名下20%股权转让给朱××的行为，但工商部门以2000年3月13日改变挂号时请求人提交的资料完全、契合法律规则为由未支撑余某某的请求。后兰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建议其为武威公司实践出资人，根据告贷金额其对武威公司享有100%股权的实践出资人权益。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1日作出（2019）甘民初186号民事判决：兰州公司享有余某某在武威公司20%股权的实践出资人权益；厉某与赵某某向兰州公司付出股权补偿款及利息。

  宣判后，兰州公司、厉某、赵某某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4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终1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确认武威公司实践出资人及其相应权益的问题，应归纳武威公司建立过程中各股东关于建立公司的合意、各自所持股权份额的合意和公司建立时实践出资人的出资状况、实践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实在意思表明等要素作出判别。从武威公司工商挂号状况看，武威企业建立时建议人为余某某、厉某两位自然人，其间余某某持有20%股权，厉某持有80%股权。在无相反根据证明的状况下，据此确认余某某和厉某具有作为公司股东建立武威公司的实在意思表明，具有现实根据。关于余某某持有的20%股权，厉某不持异议；关于厉某持有的80%股权，尽管余某某建议厉某在武威公司注册挂号文件是假造签名，兰州公司建议厉某是其派驻武威公司的代表，其行为归于职务行为，但均未供给充沛根据证明，厉某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余某某和兰州公司针对厉某名下80%股权的建议理由不建立。

  关于兰州公司的出资状况，从一审已查明现实看，兰州公司与省建总公司签定《告贷合同》约好告贷1000万元悉数用于武威“某某商贸城”工程建造，并于1999年7月29日、8月13日分两笔向武威公司开户银行的账户转账200万元和300万元，其间300万元汇款用处载明为“出资款”。关于兰州公司转入武威公司的200万元，并未记载转款用处，难以确认为股东出资。别的300万元虽载明汇款用处为“出资款”，但未清晰其性质为股权性出资抑或债款性出资，而且上述金钱在投入后不久即经过债款搬运的方法，由武威公司实践担负对省建总公司的悉数告贷债款。因而，该300万元“出资款”难以径行确认为兰州公司以建议人身份对武威公司的股东出资；即使将兰州公司的上述行为确认为对武威公司的出资行为，但兰州公司在武威公司建立后不久即将该出资款债款搬运的行为，也应被视为出资转让。综上，兰州公司提出的其对武威公司100%股权出资应享有100%出资人权益的建议，法院不予支撑。

  对实践出资人及其相应出资权益的确认，应归纳公司建立过程中各股东关于建立公司的合意、各自所持股权份额的合意和公司建立时实践出资人的出资状况、实践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实在意思表明等要素判别。当事人虽将从别人处借来的金钱投入公司的经营活动，但既未清晰金钱性质，且在投入后不久即以债款搬运方法由公司实践担负清偿，该当事人建议其以告贷出资并据此享有公司悉数股权以及出资人权益的，人民法院不该予以支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则（三）》（法释〔2020〕18号）第24条第1款、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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