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周总理的牵头、督促下，教育部延承民国时期的旧制，同时参照苏联的先进经验，规划、成立了新中国特色教育体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高考制度，它首次打破了地区、地域、民族的限制，赋予广大学子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同时也为人民政权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高素质人才，客观上推动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等到1966年动荡爆发之后，高考制度竟被扣上了“资本主义”的帽子，一些居心叵测者信誓旦旦的表示，大学慢慢的变成了孕育官僚与阶级的温床，因此一再向政府施压，最终逼迫教育部暂停高考，而即将准备高考的高三学生和在校的大学生则被分批次送往基层“插队”当知青，协助农场、工厂进行生产建设。

  这一激进的举措直接引发中国高素质人才出现断层现象，很多科研项目因为迟迟招募不到合适的成员而被迫暂停，国家由此慢慢进入到怪异的“停滞”状态。时间来到1970年，毛主席敏锐的察觉到了国家的困境，随即指示教育部门想办法恢复大学运转，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快结束“停滞”状态，让国家实现正常的运转和发展。

  教育部门随即召集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的校长到北京开会，商讨该如何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经过激烈的争辩与反复磋商，各方最终达成一致，决定从工人、农民、中选取品德高尚、政治素质过硬的青年人进入大学深造，同时将学制从四年缩短为两年，力求快速培养人才，以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规模与实力，这便是著名的“工农兵大学生”制度。

  不过工人、农民、的个人素质各有高低，有些同志勤奋好学，是可造之材；而有些人则只会投机取巧，完全不堪大用，将他们不加甄别的统一送进大学培养，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浪费了高等学府的教育资源，实在得不偿失，但由于该制度得到了主席的首肯，教育部门和各大高校也只能硬着头皮逆来顺受。一直到1976年动荡结束后，教育部门立即叫停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招募工作，转而向党中央申请恢复原有的高考制度。

  1977年，邓公复出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他本人对于恢复高考持肯定态度，他甚至认为高考关系到国本、民生，必须要严肃对待，不能率性而为。可让人万万没想到是，党内有些同志居然公开反对恢复高考，希望继续实行“工农兵大学生”制度，这完全是本末倒置！邓公因此很是生气，他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发雷霆，当着一众同志们的严厉表示：恢复高考势在必行，若还有人“唱反调”，那就让他改行去别的地方工作！

  在邓公的雷霆手段下，中央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先后通过了恢复高考的决意，当年下旬，各大高校在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发布了新的招生计划，全国的广大学子们闻讯后大为振奋，纷纷填写申请表报名，应试者一度高达五百余万，可谓盛况空前。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邓公的全力支持和推动，但本次高考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高中生，想要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高考，结果却被拒之门外，最终只能抱憾而归。比如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他当初参加高考的时候便屡屡受挫，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而是从始至终坚持自学，积极接受新知识，一直等到高考政策进一步放宽后，他这才得以顺利进入大学就读，最终成为一代历史名家，在学术界留下了千古美名。

  1978年、1979年，中国的高考人数突破峰值，直接飙升到七百余万，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在这一片勃勃生机中走向繁荣，1980年，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大高校开始做改革，先后设立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分别培养不一样的层次、不一样的需求的人才，以应对政府和社会的需要。

  进入新世纪，为应对国内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央先后数次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进一步强化基础教育，促进中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除此之外，国家还逐渐放宽了对留学的限制，让广大大学生远赴美国、西欧深造，学习更加多元化的科学技术，将来回国造福国家和人民！